3月13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（以下简称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）正式发布。记者注意到，“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”被列为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。这也是我国首次在顶层规划中提出与居民消费率相关的目标。
针对这一顶层设计，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、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进行了解读。他指出，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根本性转变，而要打通消费堵点，核心在于解决居民“没钱消费”或“不敢消费”的预期问题。
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、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。受访者供图
谈居民消费率偏低：要从客观上去认识
新京报：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提出，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。什么是居民消费率，这个指标代表什么？
姚景源：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比重。它不仅是衡量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“刻度尺”，也是反映消费、投资、出口“三驾马车”结构关系的关键指标。
为什么居民消费率重要？因为国民收入最终分解成两大块：一块是消费，一块是投资。我们讲扩大内需，什么是内需？内需就是投资+消费。所以居民消费率的高低，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是靠什么拉动的，是靠老百姓消费，还是靠建工厂、修公路来拉动。它也直接反映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获得感——消费，说到底是对美好生活的体验。
新京报：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处于一个什么水平？
姚景源：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我国人均GDP约1.3万美元，居民消费率为39.9%。这一消费率水平，较2012年提高了4.3个百分点，较2023年的39.1%有所回升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至30个百分点的差距，甚至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。
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平均投资率长期超过40%，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，这势必挤压了消费的空间。我们的居民消费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，所以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中提出，要让“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”。但我认为，我们的居民消费率低得从客观上去认识，我不赞成一些人过度渲染甚至“妖魔化”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。
过去，我们保持一个高的投资率是有道理的——我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，基础设施极不完善。就在十多年前，我们还经常拉闸限电，有的地方“开三停四”。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，中国高速公路从0公里到世界第一，高铁从0公里到世界第一，年发电量占全球的1/3。正是那段高投资率的岁月，为中国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，也为如今能够“反哺”消费创造了条件。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路不行、电不够，拿什么扩大消费？因此，我们要客观看待历史。
新京报：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，要特别强调居民消费率的提升？
姚景源：去年底发布的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解决短板弱项问题，也就是消费问题，就是要让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“挑大梁”。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、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均重点提及消费，扩内需仍是2026年度首要任务。“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”首次写入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，顶层设计发力内需，旨在激活居民消费、扩大内需，改善供需失衡状况，最终也能传导至供给侧，提升投资回报率与潜在增长能力。
另一方面，居民消费率的明显提升，也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。我们讲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第一目的，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，最根本体现在哪儿？就体现在消费上。消费是体验，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实实在在的感受。
再往深里说，我们过去一直讲要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。过去几十年，我们更多的是“投资于物”，现在要把“投资于物”和“投资于人”结合起来。什么叫“投资于人”？就是要投到教育、医疗、社保，投到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的事情上。这是我们整个“十五五”规划最根本的目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消费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。
此外，换个角度想，消费率过去偏低，恰恰是为我们“十五五”乃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一个根本的潜力和路径。它正说明我们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，空间还很大。
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经济学观点——不怕讲差距，也不怕讲问题。差距是什么？差距就是增长空间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就是发展潜力。如果什么都饱和了，反而没有奔头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到，扩大消费、提升消费率，正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非常重要的、根本性的路径。
谈当下症结：破解居民“有钱不敢花”的预期问题
新京报：除了历史上的投资挤压，当下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最直接原因是什么？
姚景源：要我说，就两句话：一是“能不能花”，二是“敢不敢花”。
“能不能花”是收入问题。去年我们经济增长5.0%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也是5.0%，表面上同步了。但你细看，农村因为基数低，增速拉上来了，把平均数抬高了。实际上，我们现在城镇化率将近68%，城镇常住人口有9亿多，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速有没有达到5.0%？这里面是有差距的。所以这次国家第一次把“制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”写进政府工作报告，提到国家战略层面，这就是看到了问题的根子。
“敢不敢花”是预期问题。为什么大家把钱存银行不消费？因为对未来心里没底——养老怎么办？孩子上学怎么办？生病怎么办？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，今天有活干，明天可能没活，社保还不全，他敢把钱都花光吗？这叫预防性储蓄，是“不敢花”的典型表现。
另外，投资与消费的互动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。过去的投资更多偏向“铁公基”等增长性项目，而对民生领域的投资相对不足。“十五五”期间，投资方向必须转向，通过城市更新、适老化改造等民生投资，直接创造新的消费场景，投资是在为未来的消费修路搭桥。
新京报：今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从政策层面看，如何确保居民消费率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？
姚景源：这一年走下来，最后我们要看到居民消费率的明显提升。我认为这个提升主要靠两条：一是靠深化改革，二是靠宏观政策。
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中，这方面体现得很清楚。
今年继续保持4%的赤字率，赤字规模是5.89万亿元，比上年增加了2300亿元。这5.89万亿元用在哪儿？一个是国家的重大战略、重大工程，我们叫“两重”；一个是“两新”，就是新基建、新型城镇化。然后还有4.4万亿元给到地方政府，一方面是帮他们完成一些重大事项，另一方面是帮他们减轻负担。
这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：这5.89万亿元中，中央财政赤字50900亿元、地方财政赤字8000亿元，赤字增量全部列在中央。为什么？就是考虑到当前地方财政比较紧，让地方又要发展，又要关注民生，又要投资于物，又要投资于人，他们确实压力大。所以这一次中央政府明确地担起了更多的责任，目的就是真正让老百姓能够感知到消费率的提升。
谈制度保障：城乡居民收入提高需要有一条法治化的路
新京报：对于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“制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”，你怎么看？
姚景源：这是第一次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单独做成计划，列为国家重点工作，提到国家战略层面，这个意义非常重要。因为它体现了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目的——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
如何理解“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”？从报告和规划来看，分了三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。这部分人边际消费倾向最高，提高他们的收入，对消费的拉动最直接。
第二部分，增加财产性收入。老百姓的收入不能只靠工资，还得有投资性收入。所以资本市场要稳住，房地产市场要稳住，让老百姓的存量资产能增值，让大家有财富感。
第三部分，完善薪金制度和社保制度。这是更根本的制度建设，我认为这段话非常好，非常重要。城乡居民收入提高需要有一条法治化的路——要依法依规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。完善的方向就是一条：向劳动者倾斜。要让劳动者有尊严地劳动，有尊严地生活。
报告里也明确提出要实现“两个同步”。
第一个是劳动者收入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。这个提法是要让增长真正落到大多数人身上。
第二个是劳动者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。这些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提高，科技进步、新质生产力发展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超过5%，但劳动者的报酬没有完全跟上来。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报酬增长能跑赢甚至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，这样老百姓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收入在增长。
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，才是完整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——既管当前的低收入群体帮扶，又管中产的财富积累，还管长远的制度保障，这是一套组合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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